唐朝道教服饰
很多朋友对于唐朝道教服饰和道教和佛教哪个在唐朝更盛行不太懂，今天就由小编来为大家分享，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一块儿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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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道家的形象是什么
〖One〗、唐代国富民强，是道教发展的黄金时代，与此同时，上承六朝志怪余绪唐传奇也逐渐兴旺发达，同唐诗交相辉映，形成了唐代文学的另一道风景。“小说”作为叙事文学的一种，具有天然的亲民性与市井色彩，这也决定了它必然会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有所反映。而宗教信仰是人民生活中的重要一环，在尊崇道教的唐代，其影响不可能不渗透到唐传奇中。作为道教神职人员的道士，也自然成为了唐传奇中经常出现的形象。
〖Two〗、唐代道教的兴盛及其对唐传奇的影响
〖Three〗、唐代道教发展的规模究竟有多大？据唐末五代道士杜光庭《历代崇道记》记载：从国初已来，所造宫观约一千九百余所，度道士计一万五千余人，其亲王贵主及公卿士庶，或舍宅舍庄为观，并不在其数，则帝王之盛业，自古至于我朝，莫得而述也。
〖Four〗、鉴于唐代狂热崇道的气氛，今人仍觉得这个数字略显保守。据王永平的考证，有唐一代道观数量应在4000～5700所，道士总数应有28000～39900人，如果算上伪滥的道士和女冠，这个数目可能会更多。无论如何，这些数字都足以说明唐代道教之兴盛为历代所罕见。
〖Five〗、同时，由于统治者的推崇，道教的内容甚至进入了科举。开元二十九年“正月已丑，诏两京及诸州……置崇玄学。其生徒令习《道德经》及《庄子》《列子》《文子》等，每年准明经例举送。”在儒家正统之外，对道家思想的学习也成了一条不错的进身之阶，这便从制度上促进了道教在士人间的传播。
〖Six〗、受社会风气和科举考试的双重推动，唐代文人受道教影响的不可谓不多。卢照邻、王勃、贺知章、李白、张籍、李益和李商隐等唐代诗人都曾慕道、访道、入道，并为此写下不少诗篇。其余被道教思想浸润、或笔下涉及道教的唐代文人更是数不胜数。作为唐传奇主要创作群体的文人士子，自然将道教的影响带进了他们的小说中。
〖Seven〗、道教本身具有一定的神秘色彩，并且拥有较为完备的修炼方法和神仙谱系，故唐传奇可以直接从中撷取素材。同时小说这一文体同诗文一样作为唐代士子的行卷手段，本身就与科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也会不自觉地渗入和科举有关的道教内容。这些都决定了道教对唐传奇的影响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纵观唐人传奇，提及神仙、仙境、道士、道法、方士、异术者十有六七，受道教思想影响的则要更多，道教内容已然成为了唐传奇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Eight〗、道教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融合了道、墨、儒、阴阳诸家中的神秘思想，同时又吸收了方仙道和黄老道中的方术及少数民族巫术，并以长生成仙作为其修炼的终极目的。这使得道教神秘主义色彩浓厚，且符箓法术众多，所以在唐人眼中，出身道门的道士也多是身怀奇技的能人异士。这类将道士转化为奇人形象的传奇以《长恨歌传》《邓甲》《叶静能》《虬髯客传》《柳毅传》等为代表。
〖Nine〗、《长恨歌传》及《邓甲》中的道士是较为典型的身怀绝技的方外之人形象。这些道士方术神妙，能够作为沟通人间与仙界的桥梁。《长恨歌传》或者道法高明，可以药变瓦砾，符召鬼神，且有禁天地蛇术。《邓甲》这类故事中对道士形象的塑造主要在于法术想象。
〖Ten〗、《叶静能》和《虬髯客传》中的道士则稍有不同，他们一位善于饮酒，另一位则能慧眼识英雄，并没有涉及到道法方术。这两位道士类似于《史记》中侯赢、朱亥一类的市井异人形象，道士身份不过是对其禀赋的一种铺垫和合理化阐释。
1〖One〗、《柳毅传》中对道士没有正面描写，只是提到了一位“太阳道士”。虽然文中没有直接叙述太阳道士的神异之处，但从其可以与洞庭龙王平起平坐并传授《火经》，这位道士的道行之深就可以想见了。
1〖Two〗、上述几则唐传奇对道士神异的描绘起始于“奇”也止步于“奇”，其中的道士只是作为被动的施术者来推动剧情发展，或者仅被视为神秘元素的一种而成为小说的点缀。唐传奇的作者当然不会满足于猎奇，小说中无所不能的道士很快被作者寄托了审美理想，他们的所作所为都附带上一层道德意义，这就是唐传奇中扶危济困的道士形象。
1〖Three〗、在沈既济所作的传奇《枕中记》中，道士吕翁以黄粱一梦点化卢生，为其揭示了功名虚幻、宠辱无常的道理。裴铏在《高昱》一文则塑造了不恋财物，降妖除魔的道士唐勾鳖。无名氏《冯俊》中的主人公由于忠厚老实受到了世外高道的嘉奖，由一介佣工成为一方富豪，且福及子孙。
1〖Four〗、在这些故事中，道士的行为体现出了作者的价值判断与道德判断。《枕中记》包含着道家人生如梦及自然无为的观念；《冯俊》中一人行善，子孙得福则有道教承负说的影子。这些都体现出了道教对于唐代文人思想上的影响。
1〖Five〗、《周易参同契》的重新发现导致了唐代丹道理论的繁荣，同时丹药炼制技术又有了长足发展，有唐一代外丹流派纷呈，金丹服食成了全国性的风气。唐传奇中自然而然地出现了烧炼外丹的道士形象，此类小说以李复言的《杜子春》和裴铏的《韦自东》为代表。
1〖Six〗、两篇小说都以主人公帮助道士炼制丹药为主要内容，杜子春是由于受人恩惠，韦自东则是承人之请。在烧炼过程中，两人都经历了一番历险，又同样是因为最后一刻的疏忽而导致功亏一篑。小说的结局都是丹药不成，无果而终，空余两人悔恨自责。
1〖Seven〗、除了表现出唐代外丹术的兴盛，这两篇小说也都曲折地反映了金丹的难成。无论是药物的定量、炉鼎的火候还是对丹经隐语的理解，只要一个环节出了差错，整个炼制过程便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些炼丹中所遇到的困难在小说中被形象地转化为种种虚幻的神怪，不管是酷刑折磨还是威逼利诱，它们的唯一目的便是破坏丹药的炼制，而小说结果也多以炼丹的失败告终。
1〖Eight〗、值得注意的是，唐传奇中还有一类超离了凡人身份的道士形象。这类道士或已得道成仙，或是一些仙灵精怪的化身，他们的道士形象只是为了说明其神仙谱系的归属，或是作为一种代表神秘性的符号。
1〖Nine〗、《许栖岩》《元柳二公》和《峡口道士》中的道士形象属于前一种。《许栖岩》中的太乙元君早已得道，他与许栖岩坐而论道，同游太虚，其道士的形象点出了这位神仙的出处。《元柳二公》的情况与此类似，救济元柳二人的玉虚尊师也是一位仙人，并且将元、柳度化入道。
20、《峡口道士》则要特殊一些，文中的道士因为得罪上帝而被罚为虎，须要食尽千人。在文章最后，道士赎罪已毕，回归天庭，仍然是一位仙人的形象。这些仙人在得道后仍以道士的形象示人，这与道教中神仙可学的思想是分不开的。通过刻苦修行，凡人亦可成仙，“仙之可学致，如黍稷之可播种得，甚炳然耳”，这些仙人的道士形象即是其曾经凡俗身份的一点残留。
2〖One〗、《王居贞》中的道士形象属于后一种。作者裴铏没有言及文中道士变虎的来龙去脉，只是点明了其“非人”的身份。这类道士可以看作是仙灵精怪的化身，由于其本身的神异与道士的符箓方术有契合之处，故而选取了道士形象作为其非人身份的掩护。
2〖Two〗、唐传奇中最后一类道士形象是《闾丘子》和《绿翘》中的世俗道士形象。这些道士既没有高明的法术也没有神异的特质，与芸芸众生一样，也是困于红尘中人。但不能因为这些道士形象的平凡就认为其没有价值，正是由于这些没有附加作者想象的凡俗道士，我们才可以从中看到唐代道教乃至社会的一些真实情况。
2〖Three〗、《闾丘子》的主人公郑又玄出身清贵，极端鄙夷寒门子弟，虽有向道之心又具仙缘，却为此白白丧失了成仙的机会。文中提及一位以道艺闻名的吴道士，郑又玄曾拜在吴道士门下，后因为学道之心不坚而离去。郑又玄常以其士族身份自矜，既厌寒贱又不屑商贾，却甘愿身为仆役侍奉在吴道士左右。除了证明郑又玄学道心诚，也从侧面说明了在唐代阶级社会中处于高层的士人对道士这一群体的接受。
2〖Four〗、《绿翘》讲述了唐代知名女冠鱼玄机击杀婢女一事。鱼玄机疑婢女绿翘同客人有私，大加鞭笞之下绿翘殒命。虽然鱼玄机多方掩饰，事情终于败露，最后鱼玄机被京兆尹处死。整个故事虽属悲剧，却让我们看到了唐代女冠的一些特点。唐时女性入道成为风气，长安、洛阳等地的女冠人数甚至超过了男道士。
2〖Five〗、由于唐代妇女地位的提高和社会风气开放，唐代女冠的清修生活没有断绝她们与社会的交往，反而在脱离了礼法束缚后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异性。其中有不少女冠同文人名士恣意冶游，甚至给后人留下了“唐代女冠似妓”的印象，《绿翘》中对鱼玄机私生活的描写即是一例。
[Two]、唐朝科技，文化，经济，军事论文
科技：天文学家僧一行在世界上首次测量了子午线的长度；药王孙思邈的《千金方》是不可多得的医书；868年，中国《金刚经》的印制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雕版印刷。中国的造纸、纺织等技术通过阿拉伯地区远传到西亚、欧洲。军事在军事上，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战绩很彪炳的朝代。军力强大是唐代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唐朝统一了隋朝末群雄割据的中国。唐太宗、高宗、武后在位时又远征东西两突厥，灭高昌、收其地为州县，灭高句丽和百济并在白村江战役打败日本援军，又与靺鞨、铁勒、室韦、契丹等民族征战。当时唐朝在亚洲军事制度，经济和科技的优势都是这些战绩的基础。唐玄宗时唐朝的势力与来自现在阿拉伯、新兴和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的阿拔斯王朝（即黑衣大食）的势力在包含昭武九姓国、大小勃律、吐火罗在内的中亚诸国相遇，结果唐朝在怛罗斯战役战败，中国的势力从此退出中亚。接踵而至的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导致华北地区经济萧条和胡化。唐朝的众多著名将领中，除了凌烟阁二〖Fourteen〗、功臣中的将领、郭子仪、李晟及其子李愬、高骈等汉族统帅外﹐异族将领也占据了重要地位：比较重要的有杂种胡安禄山、史思明、百济人黑齿常之、高句丽人高仙芝、契丹人李光弼、靺鞨人李怀光、突厥突骑施部人哥舒翰、铁勒部的仆固怀恩、浑瑊和阿跌光进等。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破坏导致府兵制改为征兵制和募兵制。安史之乱中，临时代府兵制而起的扩骑并不能抵御与节度使的兵力。自始唐朝在军事上失势：内有藩镇割据，外有回纥、吐蕃、南诏的入侵。例如唐朝需要借回纥兵来平定安史之乱，763年吐蕃军曾经占领长安达十五日，南诏军一度攻打成都并占领安南直至十国的南汉才收回。唐朝防备南昭之士兵不满又导致了庞勋之变。后来的黄巢的流寇叛乱导致朱全忠和沙陀人李克用的争战，直至唐朝灭亡后依然未平息。经济1.货币唐王朝建立后，迅速出台了自己的铸币政策。武德四年（621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确立了国家铸币的法币地位。同时，又继承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绢帛为货币的传统，实行了“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钱即铜钱，帛则是丝织物的总称，包括锦、绣、绫、罗、绢、絁、绮、缣、紬等，实际上是一种以实物货币和金属货币兼而行之的多元的货币制度。唐政府不断出台严厉打击私铸和滥铸等的法令，并禁断使用恶钱，但是由于铜钱供应量严重短缺，币值不断上升坚挺，私铸和滥铸有暴利可图，所以成效并不理想。两税法实行以后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一大矛盾，突出表现为钱重物轻即所谓“钱荒”问题的不断恶化。唐朝的GDP在当时的世界为348亿美元,占世界GDP比重：58%2.户口户口是封建王朝赋税基础。650年唐朝统计户380万。705年达到615万户，3714万余口。到了开元盛世740年，户841.2871万，口4814.3609万。安史之乱前一年的754年，户达906.9254万，口达5288.0488万。安史之乱时期760年户193.3174万，其中不课户117.4592万，口1699.0386万，其中不课口1461.9587万。唐朝后期户籍统计和管理混乱废弛，数据难以信任。基本上在[Three]、四百万户。3.赋税收入唐朝中期780年实行两税法，当年税钱1089万八千余缗，谷215万七千余石。821-824年年均税收3515.1228万贯、石（一贯=一缗），唐后期853年税收下降到925万余缗，其中盐利达278万余。随着唐朝对盐商压迫加剧，直接引发了黄巢起义。4.农业唐朝农业生产工具又有新的进步。曲辕犁就出现在唐朝。还出现了新的灌溉工具水车和筒车。唐朝前期，仅见于记载的重要水利工程就高达一百六十多项。其中著名的如玉梁渠、绛岩湖、镜湖等。天宝年间，唐朝耕地面积达到八百五十万顷。粮食产量也有提高。天宝八年，官仓存粮达九千六百万石。长安洛阳米价最低时每斗仅十三文，青州、齐州每斗仅五文。唐朝后期，由于人口南移加上土地开垦及大修水利，南方的粮食产量大幅增加。5.手工业唐朝手工业分官营和私营两种。工部是主管官营手工业的最重要部门，直接管理的机构有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少府监主管精致手工艺品；将作监主管土木工程的兴建；军器监负责兵器的建造。监下设署、署下设作坊。此外还有铸钱监和冶监等。官营手工业的产品一般不对外销售，只供皇室和衙门消费。工人则分为工匠、刑徒、官奴婢、官户、杂户等。私营手工业较官营手工业比不发达。唐朝前期主要手工业有纺织业、陶瓷业和矿冶业。唐后期，南方手工业大幅进步，特别是丝织业、造船业、造纸业和制茶业。文化艺术和宗教唐朝由于经济发达，文化在当时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与世界许多国家的文化交流非常频繁。朝鲜、日本派来许多留学生到长安学习。唐朝同阿拉伯地区的友好往来，使绿宝石、胡椒、伊斯兰教先后传入中国。敦煌莫高窟中的壁画和雕塑有40%是唐代的作品。唐朝最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可算唐诗。自陈子昂和“初唐四杰”起，唐朝著名诗人层出不穷，盛唐时期的李白、杜甫、岑参、王维，中唐时期的李贺、韩愈、白居易，晚唐时期的李商隐、杜牧是其中的几个代表。他们的诗作风格各异，既有对神话世界的丰富想象，又有对现实生活的细致描写，既有激昂雄浑的边塞诗，亦有沉郁厚重的“诗史”，还有清新脱俗的田园诗。这些诗作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成就的杰出代表。后世宋、明、清虽仍有杰出诗人出现，但律诗和古诗的总体水平都不如唐朝诗人，使得唐诗成为了中国古诗不可逾越的巅峰。唐朝前期的宗教政策比较宽容，中国传统两大宗教——佛教和道教都有较大发展。唐朝以道教为国教，王公贵族皆以道士为荣，并以《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等道教经典开科取士。唐朝初年，高僧玄奘远赴天竺（现在的印度）取经657部，唐朝因此兴建了大雁塔来保存这些佛经。玄奘在翻译佛教经典时期为了符合当时唐朝国情，大量吸收道教术语，佛教经典的大量翻译以及中国僧人自身思想体系的逐渐成熟使得中国佛教在此时期得到了稳固的发展，中国佛教的各主要宗派大多在此时期形成或成熟。其他宗教如伊斯兰教，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和祆教也随着世界交流传入中国。唐武宗时对佛教采取高压政策，史称会昌灭佛，使得除禅宗等少数宗派外，其他佛教派别从此一蹶不振。外交唐朝政府对外推行的是比较开放的外交政策。641年，唐太宗派人护送文成公主到吐蕃，与赞普松赞干布结婚。其后还有金城公主下嫁赞普赤德祖赞，并结成联盟，和同为一家。将唐朝的先进文化带到了吐蕃。822年，唐蕃会盟，划定了疆界，互不侵犯，唐蕃会盟碑现在还保存在拉萨的大昭寺。794年，唐朝与南诏在点苍山会盟，双方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Three]、道教和佛教哪个在唐朝更盛行
〖One〗、公元618年，李渊父子利用农民起义的力量，建立起新的统一的唐王朝。他们接受隋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稳定民生，巩固社会秩序的政策，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进入中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佛教文化作为唐代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达到了鼎盛阶段。在隋代佛教宗派形成的基础上，入唐后又相继建立起许多新的宗派。这些宗派有高度发展的寺院经济作支柱，创造了各自庞大的理论体系，代表了当时哲学思维的比较高水平，影响着大批士人，左右时代思潮，而佛教的进一步普及化，深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使佛教的某些基本教义也变成了大众的观念。
〖Two〗、唐代诸帝对于佛教的态度，出于真正信仰者较少，普遍地是从政治上考虑，并且集中表现在对于儒释道三教关系的安排上。从总体看，唐王朝对三教是采取以儒为主体，调和并用的政策，表明在思想统治的方法和手段上开始成熟起来，为宋代理学的形成作了准备。但由于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原因，各个朝代在执行中往往各有侧重，给佛教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
〖Three〗、武德四年（621），太史令傅奕上表斥佛，请求罢废。他突出指责佛教“剥削民财，割截国贮”，“军民逃役，剃发隐中；不事二亲，专行十恶”，建议国家采取措施，“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当时以护法者自居的佛教界代表人物法琳“频诣阙庭”，多方申辩，高祖李渊对上表暂时搁置。武德七年（624），傅奕再次上疏曰：“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涂，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坚请罢除。道教徒借此机会，也展开对佛教的抨击。
〖Four〗、武德九年，清虚观道士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托傅奕奏上。法琳著《辩正论》，以“十喻九箴”回敬道教徒，佛道之争激烈化。
〖Five〗、至太宗即位，傅奕再次上书，“请令僧吹螺，不合击钟”。贞观七年（633），太子中舍辛谓设难问佛教徒，释慧净著《析疑论》予以回答，释法琳更广《析疑》为答。佛道的争论，引起了社会的注意。十一年，李世民表态，谓“殊俗之典，郁为众妙之先；诸夏之教，翻居一乘之后”的现象，是不能容忍的，下诏宣称，“朕之本系，起自柱下。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这样，佛道在宗教上的高下之争，变成了体现李唐尊卑等差的政治问题。故令“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佛教徒对此不服，智实等上表反驳，攻击道教，受到朝堂杖责。十三年（639），道士秦世英密奏法琳所著《辩正论》一书攻击老子，讪谤皇宗，有罔上之罪。唐太宗令推问法琳，沙汰僧尼。不久法琳被流放益州。
〖Six〗、这次佛道之争，就其本身来说，是为了竞争新王朝对自己的有力支持，争夺社会舆论和更多的信徒，宗派情绪十分浓厚。但从斗争的最终结局看，反映的是唐王朝在宗教政策上的犹豫不定，最后决定对佛教加以抑制。
〖Seven〗、佛教在隋代再度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唐初的统治集团对此了如指掌。作为隋末农民起义的信号，是610年弥勒信徒发起的突击端门事件；612年陕西凤翔沙门向海明聚众数万人。河北唐县宋子贤拥众千余家，也用“弥勒出世”号召群众，武装暴动。唐武德三年（620），李世民率军围击洛阳王世充，需要联合少林寺僧众；武德五年（622），李渊在马邑（山西朔县）沙门中，募兵2千余。江南禅僧密集，与叛军乱民混杂在一起，情况更加复杂。新王朝要巩固自己的政权，简单地打击佛教或扶植佛教，显然都不合适。
〖Eight〗、此外，唐朝李氏虽然出身贵族，但并非望族，为了抬高出身门第，给新政权增添尊贵的色彩，攀附道教主李耳作祖先，在政治上也是必要的。武德八年（625），高祖诏叙三教先后曰：“老教、孔教，此土之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这样，更明确地道出了这种安排的原因。
〖Nine〗、随着唐太宗统治地位日臻稳固，唐王朝对外交流逐步扩大，经济、文化蒸蒸日上，使他有可能总结思想统治的历史经验，重新估价以往的佛、道政策。贞观十五年五月，唐太宗亲临弘福寺，为太穆皇后追福，手制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斋供财施，“以丹诚归依三宝”。他向寺僧解释道：“师等宜悉朕怀。彼道士者，止是师习先宗，故列在前。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
〖Ten〗、贞观十九年（645），潜出国境去印度留学的玄奘，载誉回到于阗，太宗立即召令到长安相见，并组织了盛大的欢迎法令，倾城轰动。此后，玄奘成为太宗的相知，恩遇优渥，他的译经和讲经事业，直接受到太宗的赞助，集中全国沙门比较优秀分子，为法相唯识一宗的建立，创造了政治和经济条件。
1〖One〗、唐太宗供奉玄奘，当然也有政治原因。玄奘在印度赢得崇高威望，贞观〖Fourteen〗、年，戒日王会晤玄奘；次年，遣使至唐，太宗亦遣使抚慰，中印两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正式的友好关系，玄奘起了纽带作用。就在这一年，戒日王在曲女城举行无遮大会，玄奘立论，取得全胜。
1〖Two〗、贞观十七年，李义表、王玄策奉命出使西域，游印度诸国，先后在王舍城耆阇崛山勒铭，于摩伽陀国摩诃菩提寺立碑。贞观二十一年，王玄策再度出使印度，值戒日王卒，国内大乱，王玄策联合吐蕃与泥婆罗兵平定之。同年，李义表自西域还，奏称东天竺童子王请译《老子》，命玄奘翻译。这样，太宗对于玄奘的特殊礼遇，就不止出于宗教的原因了。
1〖Three〗、但是，唐太宗晚年转向佛教信仰，也是事实。贞观二十二年诏谓，他的宿疾近日见好，当是“福善所感而致此休征”，据此要求“京城及天下诸州寺宜各度五人，弘福寺宜度五十人”。时海内有寺3716所，计度僧尼18500余人，成为初唐以来最大的度僧活动。同年，王玄策携印僧那逻迩姿婆寐进京，翌年，太宗饵其长生之药暴疾崩。卒前，还向玄奘问过因果报应，深为信纳。这样，唐初的先道后佛政策，实际上有了变化。
1〖Four〗、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不论唐王朝对佛道二教在形式上有什么抑扬变化，但以儒学为本的方针，始终不变，宗教神学必须严格服从政治、经济、军事的需要不变，唐高祖就说：“父子君臣之际，长幼仁义之序，与夫周孔之教，异辙同归；弃礼悖德，朕所不取。”唐太宗表示：“朕今所好者，唯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贞观八年（634），文德皇后更对太子说：“道释异端之教，蠹国病民，皆上素所不为。”
1〖Five〗、因此，如何协调三教关系，使其各自发挥有利的作用，就成了唐代诸帝的重要议题。其中“三教谈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的创造。武德七年（624），唐高祖幸国学释奠，“命博士徐旷讲《孝经》，沙门慧乘讲《心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博士陆德明随方立义，遍析其要。帝说，曰：“三人者诚辩矣，然德明一举则蔽。”所谓“德明一举则蔽”，就是以儒家学说统率佛、道思想，使之符合封建统治的需要。这种“三教谈论”的方式，几乎为唐代诸帝普遍采纳。
1〖Six〗、唐太宗以后，高宗、中宗、睿宗都提倡和利用佛教。高宗李治为太子时，即优礼玄奘，赞助玄奘译经，为之作《述圣记》，继续成为慈恩宗的有力支拄。高宗又信奉道教，“广征诸方道术之士，合炼黄白”。同时又敕中天竺沙门那提，往昆仑诸国采取异药；命玄照往迦湿弥罗取长年婆罗门，为其合“长年药”。中宗李显时，“营造寺观，其数极多，皆务取宏博，竞崇瑰丽”，“造寺不止，费财富者数百亿；度人无穷，免租庸者数十万。”睿宗李旦佛道并重，认为“释典、玄宗，理均迹异，拯人化俗，教别功齐”。但把佛教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高度的是女皇武则天。
1〖Seven〗、高宗自显庆（656—661）以后，苦于风疾，百官表奏，皆由则天详决，实质上掌握了唐朝政权。垂拱四年（680），武承嗣伪造瑞石，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令雍州人唐同泰表称获之于洛水。则天名此石为“宝图”，后改为“天授圣图。”同年，又有人伪造瑞石于汜水，文有“三六年少唱唐唐，次第还唱武媚娘”，“化佛从空来，摩顶为授记”等，进一步暗示武则天当作天子是佛的意志。载初元年（689），沙门表上《大云经》，并造《经疏》，谓经中所说“即以女身当王国土”者，即应在如今的武则天。据此，武则天“敕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区，藏《大云经》，并于当年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周。长寿二年（693），菩提流志等又译《宝雨经》，上武则天。该经是梁曼陀罗仙所译《宝雨经》的重译，但新添了佛授记“日月光天子”于“摩诃支那国”，“故现女身为自在主”的内容，译者也因此受到武则天的赏赐。
1〖Eight〗、然而，作为宗教思想体系，武则天着重扶植的乃是华严宗。华严宗之能够成为历史上一大宗派，直接受益于她的支持。此宗所奉的根本经典《华严经》，把世界形容得无穷无尽，恢宏廓大，但以“法界”为总相，统摄万有，万有又各自独存，“圆融自在”，颇能表现盛唐期国家博大雄浑和含容万象的气势。692年，武则天派军收复西域四镇，此后发使于阗，求访80卷本《华严经》梵本和译者实叉难陀回京，695年，于洛阳译出，武氏亲受笔削，并制序文，谓斯经“添性海之波澜，廓法界之疆域”。如果联系她在龟兹、疏勒等地建立以汉僧为主体的大云寺，将于阗的实叉难陀请到京师担任译场主译，给以高于其他外来僧侣的特殊优礼，而法藏也以“康藏国师”为号等，可以说武则天之于华严宗的关系，已经超出个人利害的范围，有更重大的政治背景。
1〖Nine〗、当然，武则天直接面对的政敌是唐李家族。为了夺取和巩固自己的皇权，她需要制造舆论，其中举佛抑道，以贬黜李氏的宗系，是主要的措施。因此，她一即位便宣布“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武则天统治期间，佛教倍受崇奉，使唐代佛教达于极盛。她打破唐太宗由玄奘一统译场的局面，接待各方译僧，除实叉难陀外，还有于阗提云般若，中印地婆诃罗、汉僧义净等，而最著名的是南印菩提流志。她鉴于禅僧在群众中日益上升的影响，令神秀禅师入京行道，亲加礼拜；又征慧安禅师入禁中问道，待以师礼，确定支持东山法门的方针，助长了禅宗在全国的大发展。
20、武周之世，“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岁”。她曾命僧怀义作夹紵大像，其小指犹容数十人，日役万人，“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
2〖One〗、由于武则天的崇佛，使当时佛道力量对比明显有利于佛教，乃至出现道教徒弃道为僧的现象。这一情况到唐玄宗李隆基执政期间又有所调整。
2〖Two〗、玄宗是著名的道教君主，在他即位之初，曾对佛教多方限制。开元年间是“贞观之风，一朝复振”的太平盛世，可称唐代的黄金季节。统治阶级踌躇满志，充满自信，中外文化交流的渠道畅通，容纳各类意识形态而无所顾忌。因此，隋唐已经建立的诸多宗派，继续繁衍昌隆。开元二〖Fourteen〗、年（736），他亲为《金刚经》作注，并颁行天下。印度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相继来华，玄宗给予了相当的荣誉和礼遇，为另一佛教派别密宗的确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密教的正式成宗，及其在开元、天宝以至肃宗、代宗诸朝的兴盛发达，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事件，对藏传佛教和日本佛教都有影响。
2〖Three〗、隋唐佛教势力的急剧膨胀，扩大了僧侣阶层与世俗地主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造成社会上反佛意识的高涨。
2〖Four〗、元和〖Fourteen〗、年（819），唐宪宗敕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先在宫中供养三天，然后送京城各寺礼敬，再次煽起全国性宗教狂热。对此，韩愈从儒家立场出发，予以坚决反对。他上表说，佛教只是夷狄之法，“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限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断然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韩愈有感于安史之乱后中央政权的削弱与儒学的衰微有关，写下《原道》、《原性》、《原人》等文，认为只有大力扶植名教，提倡忠君孝亲的孔孟之道，限制佛老传布，才能有效地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为了达成排佛目的，韩愈特别推崇《大学》。《大学》将治国平天下列为头等大事，并与个人的道德修养联系起来，佛教提倡出世主义，既违背封建伦常，又否认国家至上观念，所以佛教是不可容忍的。
2〖Five〗、韩愈反佛是傅奕反佛的继续和发展。他的立论根据，是为了强化中央政权的政治经济利益，确立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比傅奕涉及的社会和思想问题要深刻得多。他的反佛理论为此后唐武宗的灭佛提供了依据；他提出儒学独尊和儒家“道统”，成了宋代理学的先驱。但在当时，韩愈因为《谏迎佛骨表》，受到流放处分。
2〖Six〗、宪宗在唐中期还算是个有作为的皇帝。此后朝政腐败，朋党斗争，国势日衰，而穆宗、敬宗、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僧尼之数继续上升，寺院经济持续发展，大大削弱了朝廷的实力，加重了国家的负担。到唐武宗，在整顿朝纲、收复失地、稳定边疆的同时，决定废除佛教。他在废佛教书中说：“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梁、齐，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他认为，废佛是“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要求切实贯彻。
2〖Seven〗、会昌二年（842），武宗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违戒者还俗，并没收其财产“充入两税摇役”。会昌四年七月，敕令毁拆天下凡房屋不满二百间，没有敕额的一切寺院、兰若、佛堂等，其僧尼全部勒令还俗。会昌五年，灭佛运动达到高潮。其年三月，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勘检寺院、僧尼、奴婢及其财产之数。四月，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全面灭佛措施，八月，宣布灭佛结果：“天下所拆寺4600余所，还俗僧尼260500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若兰4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15万人。”同时“勒大秦穆护、袄8千余人还俗”。
2〖Eight〗、会昌灭佛给佛教以沉重的打击。其后不久，唐末农民战争爆发，对佛教又是一次冲击。由于寺院经济被剥夺，僧尼被迫还俗，寺庙遭毁，经籍散佚，致使佛教宗派失去了繁荣的客观条件。佛教需要新的权势者的倡导，采取新的生存和发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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